“地方政府要敢于并善于运用破产法维护自己的权益。破产重整是非常好的工具，为什么大家不敢用？还指望国家出台政策？让央行掏腰包鼓励破产的计划经济时代已经不在了。”最高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副所长、高级法官曹守晔感叹。

　　5月17日，由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办的“《企业破产法》实施六周年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破产法专家李曙光教授提出，《破产法》2007年实施以来，破产案例从每年4000件降至2100件，同期工商部门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保持在75万-80万张；另一个数据，6年间，启动破产重整的上市公司仅30多家。为什么用破产手段解决困境的企业越来越少呢？

　　政府不愿破产是最重要原因。游先生是专门做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业务的财务顾问。他介绍，最新出台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上市公司启动破产重整，应获得所在地省政府的同意，但地方政府一般不愿看到辖区内上市公司破产，因为会影响政绩，加之还牵涉到地方稳定、员工安置等问题；地方政府的态度影响了法院受理。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助理王卫国认为，地方政府对经济事件的干预越来越多，影响了司法公信力。

　　曹守晔认为，地方政府不要把破产当成不得了的事，阻挠申请，而要敢于应用、善于应用。

　　破产案件少的另一个原因是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出台。实际操作中，有的民企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难以区分，加之掺入担保问题，增添了破产手段操作的难度。

　　曹守晔透露，最高院对于破产案件态度积极，主张凡是有适合的当事人申请的，地方法院都要积极受理。不过个人破产法律没有规定，实践不能突破。

　　破产重整不仅是产业问题，也是金融问题。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福祥表示，困境企业重整基金的建立至关重要，包括为困境企业提供流动资金等，这种重整环节中的新债权应是优先债权。目前，困境企业资金市场并未形成，影响了重组推进。据悉，美国对冲基金已参与到破产重整中。而我国破产法制定和颁布时，并未按完全资本市场规律设计重整规则，其中还有许多空白点。

　　王福祥还提出，破产重整行政与司法审批衔接问题，虽有会议纪要精神，但还没有完全处理好。包括如何提前介入破产案件，即在债务人还有一定资产和经营机会时，早点进入重整程序，以提高债权人的清偿率等。“国外规定，资不抵债时，董事必须向法院提请破产，如果导致债权人清偿少，必须承担责任。”

　　中和应泰执行董事许美征认为，现有破产法中的管理人制度、强裁制度需要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