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在已有《企业破产法》的基础上，为何僵尸企业破产如此困难？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李曙光：在我国企业破产难，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出于维稳和政绩的需要干预企业破产。许多地方政府为了政绩需求或为了保持与主要信贷银行的所谓“优良信用”关系，对僵尸企业采取各种帮扶救治措施，“借新还旧”，财政输血或以政府信用帮助它们获得银行贷款。这些帮扶救治措施不但没有解救企业，反而浪费了社会资源，占用了大量社会资金，向市场释放了错误的信用信号，使僵尸企业“僵”而不死。第二，法院不愿意受理破产案件。破产案件行政协调成本太高，特别是国企破产，出于债务、职工安置、维稳等考虑，涉及地方政府国资、人保、工商、银行、发改委等多部门，作为司法机构的法院很难协调；破产案件的专业性很强，且费时耗力，但办案效果往往显不出来，法院内部的绩效考核机制很不利于办理破产案件的法官；破产案件对债权的清偿难于执行；没有专门的破产法院和法官队伍。第三，专业人员队伍缺乏。第四，破产案件的处置没有市场化。实践中，破产法律服务市场没有形成，破产案件的收费很低，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没有积极性。第五，破产法体系中缺乏个人破产和金融机构破产制度。第六，文化传统与商业习惯因素。中国人的文化与商业传统观念认为“破产”是件不好的事情，人们会尽可能通过其他途径而非破产程序解决债权债务问题。

　　对于多重整少清算的观点，我个人并不完全赞成，该重整的重整，该清算的就应该清算，应该让市场真正起作用，否则一些没有运营价值的企业也去重整会带来更多隐患。

　　周放生：许多人对破产制度的理解还停留在传统破产的概念上，企业破产就是企业没了，职工失业了，银行损失了，心理上有恐惧，所以就不区分情况、不区分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千方百计、不计代价地去救助，以各种方式输血，或者补亏，或者给土地、矿山、房屋等各种资源，或者给贷款，或者让好企业兼并重组“僵尸企业”，维持企业“僵而不死”。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有可能把重组“僵尸”的优势企业也拖垮，历史上这样的教训值得汲取。

　　1993年财政部就已经明确，竞争性领域的经营性国企不再补亏，给经营性企业补亏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做法。20多年以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仍在补亏，严格来说是违反财政部规定的，这种方式绝不能再做下去了。在处理僵尸企业时，近期“权威人士”访谈中提出“保人不保企业”，所谓不保企就是财政拿的钱不是去救企业，而是去保职工，企业不能补亏。未来在处理僵尸企业的过程中，一是要走破产程序，运用破产法用市场化方式来处置；二是一企一策，进入破产程序后，该清算就清算，该重整就重整，做好债务重组、资本重组、职工安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