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万敏

　　5月28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淘汰落后产能与鼓励创新发展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措施，简政放权的商事改革与清除“僵尸企业”是促进企业新陈代谢的政策措施，而这些措施要达到预期的效果，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在法制的轨道上运行。

　　然而事实上，2007年6月，新的《企业破产法》实施后，全国破产案件审结数量不但未增加，反而连续下降，由实施前的年均4000余件下降为2014年的2059件。同时，适用破产程序的企业占所有退出企业占比非常微小，2014年全国注销企业505866件，其中通过法院破产程序退出的企业只有2059件，占比不足0.4%。

　　日前，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周放生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前处置“僵尸企业”的观念与方法上，急需一场市场化的启蒙。

　　李曙光呼吁，推动破产法的修订，推出个人破产和金融机构破产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下一轮市场改革做好准备。

　　破产观念要改变

　　“过去十年，我们的破产法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实施，企业破产率很低。在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僵尸企业’处置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挥破产法的功能，实现市场出清。而破产法作用未显现出来的原因有很多。”李曙光表示，这其中的原因，有要素市场的原因，有观念和文化的原因，有地方政府对市场和法制手段运用重要性认识的不足，也有司法体系跟不上的原因，有债务人主体对市场退出机制认知不充分的原因，也有法律本身的原因。

　　在破产制度运作不畅的现实下，很多企业主对于破产程序抱有复杂无奈的情绪，态度消极，甚至认为弃企外逃、转移资产是最方便、最经济和最有利的决策。当前，企业主卷款跑路现象多发，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日前，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印发了《关于支持钢铁煤炭行业化解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银发〔2016〕118号，以下简称《意见》），其中也强调坚决遏制企业恶意逃废债情况，通过加强信用信息支持、推动建设对失信企业跨部门通报、联合惩戒等措施，对存在恶意逃废债和恶意脱保的企业形成强力约束，督促企业加强信用风险信息的披露，并完善处置机制。

　　周放生则认为，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从政府官员到企业经营者，银行债权人、企业职工等各方面都还比较习惯于用传统的行政方式解决“僵尸企业”。“目前处于如何用市场方式解决市场‘僵尸企业’的启蒙阶段，从观念上，理念上，手段程序上都需要这样一场启蒙。实现从行政手段到市场手段的转型。”

　　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要坚定不移地减少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去“僵尸企业”要按照商业化原则来判断企业是否有生存能力，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建立恰当的激励机制、构建良好的配套法律环境和制度体系，创造相关利益方谈判的必要条件、设立谈判的协调机制，推动市场依法出清，而不是具体决定重组和谈判的结果。

　　“行政方式可能来得比较快，但市场方式有客观规律，需要利益各方面的妥协、重生，是个很痛苦的过程，而且利益各方都要付出一定代价。”周放生表示。

　　吴晓灵在上述发言中也表示，“在配套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有时行政干预看起来效率比较高，但实际上这是破坏了市场自我修复的机制。政府应该为市场出清创造良好的环境，而不是亲自下场比赛。”

　　推动法律完善修订

　　吴晓灵在上述讲话中建议完善《破产法》，将《企业破产法》改为《破产法》，增加预重整制度、个人破产制度和经营性事业单位破产制度。很多民营企业的个人财产和企业财产是高度重合的，由于没有对个人财产充分的保护，企业家就没有安全感。所以跑路、转移资产是他们最现实的选择。

　　目前，企业贷款和民间融资中普遍存在股东的个人连带担保。由于《破产法》不适用于个人，在申请破产时个人的担保责任不能免除，导致企业启动破产的积极性不高，加大了《破产法》实施难度。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挽救经营失败的企业家，使之依法妥善解决债务问题，获得重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机会。

　　“美国破产法是全面性的，个人破产特别多，每年100万件以上案例是个人破产，通过对个人信用的市场出清来解决市场的信用问题。”李曙光也认为，美国的破产法现在成为全世界破产法的榜样。他呼吁，推动破产法的修订，推出个人破产和金融机构破产的相关法律规定，为下一轮市场改革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