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丽水6月30日电(李婷婷)随着不久前重整计划草案的通过，浙江昌达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达实业)负责人揭德昌整整悬了半年的心终于放下，他仰着头，长长向外吁了一口气。

　　昌达实业是庆元县唯一的造纸企业和废纸回收企业，也是当地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然而，在外界眼中发展欣欣向荣的昌达，却在2016年1月20日向庆元法院申请破产重整，原因是“管理不善，资金链断裂”，再加上2013年起造纸行业不景气，企业在这场风潮中遭遇了“滑铁卢”。在商海中已沉浮多年的老将揭德昌当时受访时尽是力不从心之语：“真觉得撑不牢了。”

　　然而让揭德昌没想到的是，经过当地政府、法院等多方的“抢救”，半年后，风雨飘摇的企业通过破产重整“破茧重生”。今年4月份恢复生产，产量不仅和破产前持平，能耗也降低了不少。

　　“昌达实业是庆元破产重整的一个成功样本。”庆元县委常委、副县长李舜全程参与了“抢救行动”，他说，对陷入困境的企业，政府必须通过市场化机制，依法依规、公开透明地处理，找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庆元法院仅用139天审结完成，这是丽水市首例工业企业破产重整成功案件，为经济持续下行下企业如何解困做出了有益尝试。”

　　多重因素叠加 昌达实业陷困境

　　坐落于庆元县菊水工业园区的昌达实业成立于2008年10月，厂区占地103亩，经营范围为机制纸及纸板制造，纸制品、纸箱制造及销售，废纸、竹丝、竹糠回收等。该公司先后投入约2亿元资金进行技改，拥有两条造纸生产线，曾获庆元县制造业二十强企业、创税大户等荣誉。2014年产值3.4亿元，税收1043万元。

　　据庆元县经商局副局长叶兆全介绍，昌达实业是该县唯一的造纸企业和废纸回收企业，该县100%的废纸及周边县市50%的废纸都流向该企业进行再加工，其生产的机制纸由该县5家纸板箱生产企业加工后再供应给全县95%以上的企业使用。

　　本是欣欣向荣的一家公司，然而自2014年以来，却因盲目扩大投资、经营管理不善，加上2013年起造纸行业不景气，产品市场价格连续下跌，导致公司遭遇了“滑铁卢”。揭德昌坦言：“我们专业度不够，不懂造纸，产品产销不对路。而且管理团队素质不高，管理不善，让我们在风暴来临时失去了后盾。”

　　不仅如此，在企业连年亏损的情况下，昌达实业还另外投资7000多万元建设昌达根雕文化产业园，雪上加霜，直至资金链断裂。

　　2015年9月，昌达实业全面停产。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该企业资产总额1.31亿，负债总额1.71亿元，处于资不抵债状态，凭自身能力已无力恢复生产。

　　昌达实业亮起“红灯”，引起了庆元县政府相关部门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速进入调整期，在国内包括浙江的不少企业在融资高山、转型升级火山和市场冰山三座大山的压迫下都受到波及。”叶兆全认为，在这场大浪淘沙中，企业被淘汰的原因多样，或落后或市场竞争能力差，但就昌达而言，该公司拥有产业优势，陷入困境主要系经营管理问题。“通过多方面分析和判断后，我们认为这是一家优质企业，就这么淘汰太可惜了。”

　　因此，当地希望通过破产重整，最终盘活昌达实业的优质资产。

　　庆元县法院院长林春阳介绍，大多数人认为企业破产就是企业倒闭灭亡，但在法律程序上，企业申请破产可能面临破产清算，也有可能面临破产重整，后者是一种先进的困境企业拯救制度，在于优化配置社会资源，帮助尚存生机的企业祛除病灶破茧重生。

　　“之所以作出受理重整申请的裁定，原因有三。”林春阳分析说，首先，从债权人利益最大化角度考虑，昌达实业已缺乏清偿能力。“企业涉及债权人达312户，一旦破产清算，普通债权人拿回积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其次，该企业是庆元县规模最大的规上企业之一，即使资不抵债，还有有效的生产率和资源；第三，昌达实业的资金链、担保链直接牵涉到该县17家企业，一旦处置不当，他们将直接面临“两链”断裂的巨大风险。

　　“与破产清算相比，破产重整虽有较大不确定性，但若能找到合适的战略投资者，企业仍有重生希望。”政府给出的建议，让揭德昌在重重阴霾中看到了希望。

　　同业整合 推动企业重生产业升级

　　2016年1月20日，昌达实业向庆元法院申请破产重整。法院裁定受理后，当地组成了由经济商务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昌达破产重整工作组。叶兆全向记者总结，此次重整工作主要有3个关键点，首先是如何寻求合作方促使昌达实业恢复生产，其次是如何达成普通债权人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则是如何保障银行债权的优先性。

　　“这个案子在当时看来是很难啃的‘硬骨头’！”在法院工作多年的林春阳深有感触，他举例，一般情况下，破产案件平均审理周期都要两三年，长达十几年也不罕见。对企业，耗时耗力的司法破产程序让人望而却步；对法院，企业破产案件审理错综复杂；对社会，破产程序每延长一天，待清偿财产的有形损耗、无形损耗和流失风险就会增加一分。

　　而昌达实业重整案更是迫在眉睫。一是时间紧。基于企业利益考虑，该县将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时间确定于裁定受理后不足两个月的2016年3月22日，这意味着要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完成所有相关筹备工作；二是部分外地债权人已在当地法院起诉，该案涉及普通债权申报人数175人，且分布在福建、江西等13个省份，情况复杂；三是由于欠税，企业纳税信用等级受到了影响，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都高度重视，积极进行沟通协调，企业须于2016年3月底前缴清欠税，消除负面影响，才有资格享受资源综合利用退税政策。

　　另值得关注的是，据初步测算，此案普通债权人分配比例在现有条件下较低，预计很难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

　　“为进一步提高普通债权人分配比例，也本着破产重整的法律精神，本案需要各用信银行突破现有政策，对重整企业进行让利。”林春阳直言，由于此案是丽水市首例工业企业破产重整案件，放眼该市法院系统无经验可循，各用信银行除信用联社外没有审批权限，对该走什么样的报批程序他们也心中没数。“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面对这样的局面，庆元县政府首先出台了昌达实业破产重整一企一策，并由分管县长召集各单位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2015年，政府收储了昌达根雕文化产业园，缓解业主部分资金压力，并引进富阳方圆纸业租赁昌达实业场地设备进行生产，避免资源闲置，提升昌达实业的管理能力。

　　与此同时，由当地政府领导和法院院长带着经商等部门多次到丽水市多个部门汇报破产重整方案，争取支持。

　　从1月29日至3月21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破产重整团队完成了职工债权组、税收债权组、银行及其他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组、普通债权组等共300多家债权的申报、审核、确认，同时完成了与外地法院昌达实业相关诉讼案件的对接。

　　经各方共同努力，3月22日，昌达实业申请破产重整案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普通债权人组以占该组出席会议债权人数的87.78%、占其所代表的债权额84.33%的比例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推动战略投资人补缴880余万元税款，保住了含金量极高的排污许可证。

　　至此，昌达实业破产重整案完成了最关键、最艰难的一步。

　　破产重整 就地重生实现多赢局面

　　不久前，庆元县召开了浙江昌达实业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银行债权组表决会议，会上银行债权组表决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该县人民法院裁定批准该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这代表着历时139天的昌达实业破产重整案落下帷幕。

　　昌达破产重整后，不仅保存了企业实体，避免资金链、担保链危机蔓延到联保的17家企业，还实现了职工债权一次性100%清偿，普通债权人五年受偿率从0提高到40%，达到了多赢。

　　从濒临倒闭到破产重整，再到获得新生，一路的跌宕起伏给揭德昌带来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他说：“原昌达实业陷入困境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团队专业度不够，新的投资方富阳团队最大优势就是经验丰富，专业度高。我们计划利用五年重整期培养自己的专业团队，让企业正常化。”

　　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份，昌达实业已正式恢复生产，同时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管理，使得产品适销，市场回报率较好，预计2016年可实现产值1亿元，税收1000万元。

　　“这次，多亏了破产重整这一路径。”就如揭德昌所叹，把昌达实业从清算悬崖的边缘拉回来的，正是破产法律制度及政府部门的努力这双有形之手。

　　“破产案件审理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的问题很多，而在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等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制度措施还不完善的情形下，对于企业破产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及稳定问题，政府需要适当介入。”李舜告诉记者，在处置诸如昌达实业的破产重整案里，政府应当有清晰的定位，为本身尚有造血功能的企业撑一把保护伞，而这就意味着政府在其中的主要工作是协调和服务。

　　比如在上述重整案中，银行债权组工作进展最慢，主要原因是银行债权有足额担保且决定权在上级银行。为此，当地政府、法院领导组成谈判团队赴各银行的市分行、省分行或总行，累计谈判20余次，最终争取到债权银行同意保持贷款规模不变，企业在5年重整期间足额按期付息，重整结束后再协商归还贷款的最大让利。

　　在相关配套措施上，也需要地方财政的支持。据了解，该重整案中，当地补助了30万元用于支付破产重整期间资产管理人管理费用，并对重整后的企业给予三年产业扶持奖励。

　　“昌达实业是庆元破产重整的一个成功样本。”李舜指出，昌达实业破产重整工作时间紧、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庆元法院受理的首例和丽水市两级法院近10年来审结的首例重整案件，同时也是浙江省今年审结的3起案件之一。在这背后，是当地政府、法院系统以及相关部门从上至下的动员运动。

　　李舜表示，和以往“堵窟窿”的方式挽救困境企业的传统做法不同，借助破产重整程序，昌达实业调整了自身资产、优化了管理模式，最终从根本上改善了公司结构，增强了持续经营及盈利能力，彻底摆脱了经营及债务困境。

　　“昌达破产重整的成功，对于现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经济整体转型，国家大力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用法治手段化解产能过剩，服务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对困难企业的精准帮扶，对今后处置审理类似案件以及工业经济健康平稳发展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李舜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