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报：供给侧改革正多点推进，您认为明年改革着力点是哪个方面？

　　黄益平：近期综合研究全球多个国家改革进程发现，中国的改革措施和力度好于很多国家。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实现新旧产业更替或说是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减速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以往那些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竞争力产业，目前已难以为继。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目前也优势不再。

　　“治本之策”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实现产业更新换代，这应成为明年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改革着力点。为促使经济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快速培养、发展出一批在高成本基础上仍有竞争力的新产业，包括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经济这样的全新产品，以及一级大型机械装备、仪器仪表和家电家具等传统产品的换代升级。

　　中国证券报：如何实现新旧产业彻底更替？

　　黄益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要做的，一方面是支持已失去竞争力的传统产业平稳、快速退出，另一方面要大力培养、发展新兴产业。根据我们的调研结果，在珠三角、长三角等区域，新兴产业或说是新动能已显现出良好发展势头，旧动能升级也在快速推进。而东北、西北的产业调整比较艰难，因此形成很多僵尸企业。这说明我们的新产业不是没有前景，而是由于行政过度干预、旧动能迟迟不退出等因素，阻碍了发展空间。

　　要真正实现新旧产业更替，必须使市场机制真正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加快出清僵尸企业，为新产业和新动能腾挪空间。所谓僵尸企业，其实就是人为干预、扭曲市场配置行为所造成的。科尔奈在分析社会主义经济时提出的预算软约束概念就与僵尸企业现象异曲同工。今天国内很多僵尸企业不能退出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得益于转型经济的预算软约束。

　　我们的实证分析进一步发现，一个行业僵尸企业比例越高，这个行业的健康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的资源歧视就更严重。在一些行政干预过多或国有商业银行占主导的地区，僵尸企业对健康企业在融资成本方面的挤出效应更显著。这就造成：由于僵尸企业存在，导致健康企业融资成本提高，投资率下降。具体而言，行业中僵尸企业比例提高1%，同行业中健康企业融资成本相对僵尸企业平均上升0.013%，投资率相对于僵尸企业下降0.07%以上。

　　由于市场机制没有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大量金融资源流向僵尸企业。我们利用2004年至2007年数据所做的分析发现，地区政府投资增速高，对僵尸企业的投资和产出增速有短期拉动作用，但对健康企业的投资、产出和生产率增长有明显的遏制作用。这一结果也表明政府动员的资源可能更多向僵尸企业倾斜，扭曲了政府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不利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调研发现，目前“僵尸企业”有两个较明显特征：其一，产权特征，即僵尸企业中的国有企业占比高于民营企业；其二，产业特征，即僵尸企业中的钢铁、煤炭等能源型企业占比较高。

　　分析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历史数据后发现，无论是企业效率、盈利能力、资本产出比等指标，还是流动性、还债能力等指标，民企的表现均远远好于国企。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民企现金流与偿债能力的恢复也比国企更早、更明显。与国有工业企业相比，民企维持较高净资产收益率，投资边际回报率也相对稳定，且明显高于国企。扭转杠杆率“国进民退”、提高企业杠杆质量，应从三方面入手：其一，加强与市场的沟通，最好是能简明扼要地阐述政策意图和改革方向。其二，消除产权歧视。无论国企改革目标是做强、做大还是瘦身、提效，国企和民企都应公平竞争，受到同样的市场纪律约束。其三，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让市场机制成为金融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基调，不但要求利率、汇率更多地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资源配置也应严格遵循回报与风险兼顾的原则。

　　加快出清僵尸企业，将给经济带来两方面收益：其一，僵尸企业所占据的资源可重新配置到效率更高的健康企业；其二，资源再配置完成后，由于健康企业具有更高生产活力，因此可能带来可持续的、更高的增长率。根据测算，僵尸企业出清可带来资源再配置过程中约1%的工业产出增长，再配置完成后每年工业产出增长率可提高2.12%，资本增长率提高1.4%，就业增长率提高0.84%，生产率增速提高1.06%。

　　目前，监管部门在出清僵尸企业、处置不良风险方面已有很多举措，包括通过市场化债转股等金融手段。但这些手段能否真正起到作用的关键仍是市场机制能否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否则还会造成金融资源浪费。从理论上说，出清僵尸企业只需政府和银行改变其行为，不再为经营不善企业兜底。但落实到操作层面却不简单，要让僵尸企业彻底退出，必须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包括减少政府直接的市场干预、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完善企业退出机制和改进社会福利体系等。

　　另外，眼下最关键的是中央政府应主动承担出清僵尸企业、化解不良风险等责任，进一步加大相关财政支出。不能简单地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和银行，毕竟当前僵尸企业的数量较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