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1日下午，由南开大学金融学院、凤凰财经研究院等共同举办的南开金融（北京）论坛第十一期在北京金融街7号英蓝国际举行。本期论坛由南开金融1983级学生，首创证券毕劲松总裁主持，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原行长杨凯生发表主题演讲。

　　杨凯生表示中央是在2015年年末的经济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的改革，并且把“三去一降一补”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如何扎实有效的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这五项任务成为各界都很关注的问题。

　　具体来看，去年的钢铁产能、煤炭产能压降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据有关部门统计，到今年一季度国内规模以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达到71.8%，还是比去杠杆工作提出来之前有所提高。去库存方面，商品房待售面积确实是下降的，将近6.8万亿平方米。谈及去杠杆，现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现在是56.2%，同比比去年一季度下降了0.6个百分点。

　　对于去杠杆，杨凯生认为一些媒体产生了一些比较简单化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认为去杠杆的主要应该是金融机构，甚至有的文章认为去杠杆的重中之重是去金融机构的杠杆。这个说法和国务院的文件，和中央的文件，和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要求提法差异较大。总理明确说的是去杠杆的重点是去企业的杠杆，而且去企业的杠杆是在控制总杠杆的前提下降低企业的杠杆率是重中之重。但现在有些文章写的去金融机构的杠杆是重中之重，他认为这个提法似乎没有很多根据。

　　和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相比，和发达国家，包括大型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比较，杨凯生表示中国的总体债务率不算太高。他引述国际清算银行报告表示2015年中国的总体负债率，也就是全社会的，包括政府，包括企业，包括居民个人，总体负债率和GDP比大概是254.8。此外社科院李扬的金融发展研究室统计出来2015年的数字是249，这个水平和美国、日本相比不算太高。但是他特别指出，关键的问题是国内的杠杆率这两年上升得过快，对这个态势不能掉以轻心。

　　同时他指出居民的负债率目前为止还是偏低的，国际清算银行数据是39.5%，同样是社科院国家金融发展研究室的数据39.8%，这和西方一些国家相比，大概是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还是比较高的，这一点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比较大，包括日本和美国的差异也是比较大的。但是从结构方面来说，企业的负债率或者企业的杠杆率是过高的，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170.8%，既企业的总债务和GDP的比值170%。社科院统计的数据是130，而据统计G20国家的平均数据是91%。特别是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这几年来，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明显下降的趋势，一直是居于高位的，从最新的统计数据来说，2017年的3月全国国有企业的资产的总额同比增长是10.6%，而负债同比增长了10.8%。所有者权益同比增长了10.1%。可以看出一年来在我们已经执行“三去一降一补”的宏观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国有企业的总资产的增长速度还慢于总负债的增长速度，所有者权益的增长速度更是慢于负债的增长速度和资产的增长速度。这三个指标是有关系的，算下来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仍然是上升的。

　　杨凯生指出企业降杠杆，需要一个去杠杆的抓手或者说要建立一个稳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机制。尽管经济面临一定的压力，企业需要进一步坚定去杠杆、去产能的信心和决心，这个不能动摇，要充分认识到杠杆下不来过剩产能就难以消除，杠杆下不来，一些所谓的僵尸企业就不可能真正的退出市场。

　　他认为去杠杆的过程中应该正确的认识和精细的操作债转股。所谓的债转股，实际上就是把债权变为股权，这是降低杠杆的重要措施。广义的债转股，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类企业一直以债务融资为主的不合理现象，要努力的把它调整为股权融资或者刚才说的股权融资债务融资并重或者怎么样，逐步的调整比例。

　　杨凯生表示债转股需要在多元化的目标下求得一种平衡，从而获得一举多得的效果，既降低企业的负债率，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又能减少银行的不良贷款，化解金融风险，还能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缓解银行资本不足的压力，在市场上还能调整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还能在市场上为一些投资者提供新的投资工具，等等，而且还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市场化的原则，不增加财政的负担，财政不能兜底等等，不能破坏市场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