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而职工安置又是化解过剩产能的关键环节。 

　　在优化产业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去产能中，保障职工利益不受侵害，不仅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顺利实施，更关系职工切身利益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去产能的过程会给我国就业带来多大的压力？职工就业再就业方向在哪里？各省各企业的职工安置资金如何分配？不够的部分企业和地方财政怎样筹资？与国企相比，民营企业能享受哪些政策？以问题为导向，5月7日至12日，全国政协副主席卢展工率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调研组，就“重视去产能过程中职工就业再就业问题”在山西、河北开展专题调研，目的是了解当前各地去产能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分析症结所在，研究解决办法，为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提供意见建议。 

　　■人往哪里去？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地重复。 

　　1998年，我国面临着资源错配、国企大面积亏损的局面。由于国企改革或企业重组等原因，需要分流职工，导致出现大批职工“下岗潮”。 

　　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始。政府和去产能企业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次去产能不会再引发下岗潮。并且，中央政府不仅陆续出台相关政策，还拿出1000亿元设立专项奖补资金。 

　　调研组表示，去产能提高中长期的增长，其终极目的是让广大职工生活得更好。调动多项手段谋划职工分流安置渠道，让职工有基本生活保障，是在去产能过程中政府和企业的责任。 

　　不过，人往哪分流，怎样实现就业再就业的良性发展，仍是调研组成员的关注焦点。 

　　“职工数量、文化和年龄结构、就业现状等，这都是我们要了解清楚的。”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宋育英说。 

　　据介绍，2016年，山西省煤炭、钢铁去产能企业需分流职工31662人，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转岗分流到所属其他企业24920人，占总人数的78%。 

　　“去年一年，我们关闭7座矿井，分流安置人员5356人，其中内退173人，解除终止劳动合同137人。”5月8日，调研组来到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武华太向调研组介绍情况时说道。 

　　“企业之前采取的转岗至其他系统的分流安置，只是一种方式。”全国政协委员苏玲称，“各地区情况不同，不可能统一政策。” 

　　山西焦煤集团的分流模式或许更具参考意义。山西焦煤集团的分流安置方案里给员工提供了10种选择，包括提前退休、提前退养——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再就业有困难的职工，在自愿选择、单位统一并签订书面协议后，办理内部退养。 

　　对于40岁以下、大专文化以上程度的职工，集团还有一种可选的方案：进行为期1至2年的培养，强化素质提升后安置上岗。而调研组关注的“4050”人群，企业则希望政府提供公益性岗位兜底，或者在企业扶持下进行创业。 

　　创业是受到鼓励的方案。包括其他去产能的国有企业在内，多数企业组建多种创新空间和基地，为职工创业创新搭建平台、提供服务。“职工如创业，劳动关系继续保留，与原有单位职工同等享有参加评职称、晋级、社保等方面的权利，直到员工创业成功为止。”武华太表示。 

　　上述分流方式，与调研组在河北了解到的一些钢铁企业的方案类似，只是具体适用对象和政策待遇有差异。 

　　“人的问题由企业自己来解决，解决职工就业最佳途径是通过新项目的正常接续，逐步消化富余人员。”山西阳煤集团副总经理余北建的话，得到调研组的认可：一面是去产能“做减法”，一面是增加优质增量“做加法”，通过开拓、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多渠道帮助实现职工再就业。 

　　■“钱从哪里来” 

　　去产能中，必然绕不开一个核心话题，那就是资金。调研组在两省走访时得知，此次企业去产能中，人员分流与安置资金交织并行，中央、地方、企业三方角力。 

　　调研前，财政部向调研组介绍情况时表示，中央给予各地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政策很明确：1000亿元的专项奖补资金实行梯级奖补。其中，基础奖补资金占资金总规模的80%，结合退出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困难程度等按因素分配；20%的资金与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量的省份、中央企业，按基础奖补资金的一定系数实行梯级奖补。 

　　但在调研期间，山西、河北两地多家企业向调研组呼吁，希望中央在分配结构调整专项资金中给予倾斜支持，尤其是向去产能任务中的地区和行业倾斜，重点支持困难地区和困难行业。除了资金需求外，还有些企业对中央奖补资金具体用法不清，导致专项资金趴在账户上待字闺中。 

　　调研组发现，河北省钢铁产业多数为民营企业，今后压减的产能多半来自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股份制企业，其涉及银行贷款、民间借贷和职工安置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此外，河北今年将去产能扩展至煤炭、钢铁、水泥、玻璃、焦化、火电六大行业，这些被视为地方支柱产业的全面去产能，将直接导致地方的财政收入锐减，财力负担加重。 

　　“现在的市场手段足以忍受我们的调节成本。”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吕忠梅认为，“在当前又存在不少僵尸企业的前提下，不能仅用行政手段，应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对于负债累累、亏损经营的僵尸企业，应通过法律和市场化的手段，让企业破产法这部市场经济的基本法真正发挥作用。” 

　　调研期间，河北邯郸武安市去产能的做法引起了调研组极大兴趣。一位负责人向调研组介绍，邯郸已委托清华大学研究建立相对科学的综合性评估机制。“过去是行政指令，层层下发定任务，现在以一套技术标准体系核定去产能。”该人士解释，初步评估体系出炉后，将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科学有效地推动去产能工作。 

　　此外，为了解决“钱从哪儿来”的问题，武安通过地方人大委员会意见，督促搭建了钢铁去产能交易平台，每一个钢铁企业有义务缴纳产能交易互助金。“去年共计筹集发放资金7.44亿元，今年，预计可筹集发放10亿元。”武安市委书记魏雪生的介绍，或许也为三方角力的终局提供了解决方案。 

　　不过，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王文娅提醒说，当地人大以形成意见的方式推动了企业共同参与，在法律上并不具备效力。“但这至少证明地方政府依法行政的理念，希望政府继续探索强化法律政策约束，倒逼落后产能退出机制，进而推动解决职工就业再就业的工作。” 

　　■民企怎么办？ 

　　山西是煤都，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型国企的去产能模式代表了山西经验；而对于河北，占据绝大多数的钢铁民企则释放了更多就业红利的源泉。

　　河北省共有60余万钢铁工人，加上周边产业总人数达100万人。其中70%为民营企业的工人，因与企业签订的是短期合同，这部分人丢掉工作后，不会像国有企业职工那样，有多种可选的生存之道。 

　　不过，在邯郸新金钢铁有限公司，公司为下岗职工提供了其他岗位。这家民营企业有80%的工人为1-2年的“合同工”，其余则与企业签订了“长期合同”。尽管被分流的职工工资待遇低于之前的岗位工资，至少企业保证了零失业率。 

　　但需要提出的是，在淘汰落后产能的主基调下，一些地区民营企业超标准的生产线被迫压减或者整合重组。这与市场供需以及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悖的现实做法，极有可能产生一系列事关民生的社会问题。 

　　“国家应该在制定去产能技术标准上因地制宜，避免一刀切导致地方政府矫枉过正。”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管飞认为。 

　　调研组获得的一组资讯，进一步证明管飞的观点：山西地区去产能标准是年产量为30万吨至60万吨的煤矿，而其他省区的标准是年产15万吨至30万吨的煤矿；在河北地区，针对钢铁去产能的标准日益趋严：国家钢铁行业去产能的标准是400立方米及以下高炉，30吨及以下转炉，这一标准在河北省分别被提高到450立方米和40吨。 

　　新金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扬表示，民营企业的产能匹配基本上是按照一比一配比，去掉超标准的产能，也引发其下游产业随之压减。 

　　更大的影响在于，银行对民营企业提供信贷额度基于其固定资产和产能评估，一旦企业高标准产能被压减，随着而来的即是银行的贷款紧缩，甚至提前追债。这种致命的打击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言自明。 

　　“去产能的对象方面，应以效率为标准。”调研组成员、全国政协委员张文学说，目前的金融信贷政策对民营企业比较苛刻，导致民营企业在再融资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张文学表示，去产能必然伴随着民营企业规模的缩小、营业收入的降低，进一步导致再融资能力的降低。“如果银行业金融机构的配套政策没有及时更新协调，将大大增加这些企业的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通过金融机构推出信贷优惠政策，补充民营企业的融资，保障优质产能健康存续显得非常重要。 

　　此外，各地在落实去产能政策中还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经济回暖，能源价格回升导致的复产激励，去产能不彻底导致随时有反弹的压力。对此，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孟学农表示：“越是在经济回暖时候，越要对去产能政策的实施更彻底、更坚决，不要让落后产能占用社会资源。” 

　　脚下沾有泥土，心中沉淀真情。委员们一路走访、一路感动，一路学习、一路收获；备受鼓舞着，也深度思考着。 

　　“对于职工分流，既要注重安置，更要有积极的就业再就业政策。”吕忠梅在调研结束时表示。毕竟，去产能过程中出现的职工就业再就业不是新一轮的下岗潮。“他们的前途和事业，与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关，与新常态下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