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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曙光:实施破产法,刑法大有可为

作者:李曙光   时间:2017-06-18   阅读次数:143 次   破产法快讯

  建立完整的破产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实现刑法对破产全过程和破产程序各主体的覆盖,对于推进破产法的正确实施具有重大意义。破产法如何与刑法合力惩治破产犯罪,如何充分发挥破产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请看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教授的独到见解!

  在破产制度诞生之初,破产即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以公法之强制力惩治破产债务人的历史由来已久。比如《十二铜表法》中便规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务时可被出卖为奴,甚至是分尸致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重生哲学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经济社会中破产在所难免,应当给予失败者第二次机会,无罪破产原则遂为各国逐渐接受。但是,为了维护市场信用,保障破产制度的正确实施,不诚信的、妨碍破产制度正确实施的、甚至是利用破产制度逃废债的债务人仍应为刑法所规制,刑法在破产法领域仍有广泛的适用空间。

  我国《刑法》中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集中在第162条,列举有三项罪名:“妨害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假破产罪”。无论是从对破产犯罪行为的认定,还是从破产行为的处罚上看,《刑法》中现有的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都不足以发挥对于破产犯罪行为人的震慑作用。具体而言,《刑法》现有规定有以下四点不足:

  第一,对妨碍破产实施的行为规制有疏漏。《刑法》第162条中所规定的针对会计账簿等妨害行为主要发生在破产前,“虚假破产罪”所规定的行为也主要指债务人在破产前就已实施的“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行为,这使得对破产中实施的妨碍行为缺乏规制。“妨碍清算罪”所规定的情形发生于破产程序进行中,但其也仅适用于清算环节,而非重整、和解等其他环节。现有规定还缺乏对其他主体正确履行程序或者行使权利时,除现有“妨害清算罪”外其他妨碍行为,比如消极行为的规定,使得故意阻碍破产程序进行的债务人得以逍遥法外。此外,除债务人以外的其他主体,例如管理人、债权人等,也可能成为妨碍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的行为人,理应同样受到刑法的规制。

  第二,对债权人的非法催债行为未有约束。由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缺失以及受传统债权债务观念的影响,现实中即使是诚实债务人也可能难以获得他人的谅解和豁免,债务人有时处于反而弱势地位。债权人以超过一定限度、甚至以私人暴力手段催债的行为是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侵犯,是对破产制度的践踏,是对法律公信力的存疑,应受到刑法强制力的约束。

  第三,对破产企业高管的责任规定不明确。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的破产,高管人员是否需要承担责任?什么情况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刑法中予以明确。如果不对高管人员的严重失职、贪污、甚至是滥用职权致使企业破产的情形加以威慑惩罚,将使得高管人员不当行权,损害债权人,乃至中小股东的利益,更将动摇破产制度赖以实施的信用根基。

  第四,对破产犯罪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到位。《刑法》第162条中三项罪名的刑罚,有期徒刑最高不过7年,罚金最多不过20万,这样的刑罚程度显然难以对实施逃废债者施加足够的威慑力,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较低的违法成本使得刑法中针对破产犯罪的惩罚大打折扣,给不诚信者以可趁之机。

  破产法的实施离不开社会的信用土壤,以公法之强制力有效惩治蓄意破坏信用基础的债务人,有助于惩戒逃废债行为,有助于清扫社会信用垃圾,有助于推动破产法的正确实施。完善破产犯罪规制体系,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其一,区分虚假破产和破产欺诈,加强破产过程妨碍行为规制。虚假破产应以是否达到破产原因作为界分依据,破产欺诈则应以是否构成民法和破产法上的欺诈行为作为判断标准。无论真假破产,都可能存在破产欺诈行为。区分虚假破产与破产欺诈行为,并在此基础上,就虚假破产和破产欺诈社会危害程度的不同做出不同力度的处罚,有利于推动正确认识破产制度、打击逃废债行为、推动破产法的正确实施。

  其二,明确破产程序中不同主体刑事责任范围,确立底线思维。《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131条进一步指出,“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刑法对《企业破产法》的转致适用却语焉不详。同时,须对破产犯罪适用的“高管人员”范围加以明确,像失职罪、滥用职权罪的主体,多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其他性质企业的高管人员同样有可能实施破产犯罪行为,实践中,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往往更具有社会影响力,更应受到规制。破产程序中的其他主体,如债权人、破产管理人等也可能做出超过法律限度范围的行为,其在破产犯罪中的刑事法律责任需要明确。

  其三,运用法经济学思维分析破产犯罪行为,适度提高破产犯罪刑罚力度。适当的刑罚制度,才能正确的发挥刑法的社会作用。对于破产犯罪行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自由刑的年期,进一步震慑意欲实施逃废债者:另一方面,应综合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等经济学手段,确定合理的罚金比例,既要达到惩治犯罪作用,又要确保后续破产程序的正常进行。

  建立完整的破产犯罪刑法规制体系,实现对破产全过程和破产程序各主体的覆盖,对于推进破产法的正确实施具有重大意义。破产法与刑法颇有历史渊源,破产法的实施现状要求其应当与刑法合力惩治破产犯罪,才能充分发挥破产机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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