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山东不良资产飙升背后 “大象经济”陷困境】虽是三伏天，山东省银监局刚刚公布的上半年银行业运行数据却带来丝丝寒意。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山东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704亿元，不良贷款率2.47%。其中新增不良贷款306.9亿元，是去年全年的1.7倍。（华夏时报）

　  虽是三伏天，山东省银监局刚刚公布的上半年银行业运行数据却带来丝丝寒意。

　  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6月末，山东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704亿元，不良贷款率2.47%。其中新增不良贷款306.9亿元，是去年全年的1.7倍。

　  事实上，这已经是山东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及余额连续4年半以来的持续上升。2013年12月末，山东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648.06亿元，不良贷款率仅为1.35%。到今年二季度末，这一数据已经增加到1704亿元，增长了163%；同期不良贷款率上升至2.47%，增幅达83%。

　  作为典型的顺周期行业，银行业经营情况的显著变化，折射出该地区经济发展形势的变化。详细梳理近年来山东大型企业的债务状况则可以发现，2014年开始，山东省就已经陆续有企业出现债务问题。而随着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整体盈利能力下降，山东以大著称的经济及其背后的债务风险正在逐步暴露，此间企业、银行甚至地方政府间的微妙关系则值得人们深思。

　　银行的难日子

　　连续多年不良贷款持续增加，负债率走高，利润下降，首先感受到压力的显然是当地各种性质的银行。

　　一位股份制银行对公客户经理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他已有半年都是在滨州、淄博等地追讨企业的不良贷款。因为，一旦出现不良贷款，就会被通报批评、扣工资奖金，贷款无法追回则可能被开除。

　　一位国有银行山东省分行的对公客户经理接受采访时则表示，近来身边就有不少同事陆续离职，“有看清了行业形势主动走的，也有因为不良贷款太多被开除的，剩下我们这些人，最惨的时候发过半年以上的最低生活补助。”

　　见微知著，2014年山东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的快速增加则印证着银行业每一个人的困境。

　　统计显示，2014年山东省新增不良贷款余额为347.94亿元，相比前3年-151.93亿元、7.12亿元、-43.45亿元，出现大幅增长，并一发不可收拾。2015年和2016年分别增长了224亿元和177.1亿元。与此同时，不良贷款率也出现明显增长。近3年分别为1.86%、2.06%、2.14%，远高于全国同期数据1.29%、1.67%、1.81%。

　　今年以来不良贷款余额增加则更为明显，仅一季度213.2亿元的增加额度就已经超过去年全年，上半年306.9亿元的不良贷款余额更是超过去年全年的1.7倍。

　　去年，一项国内近200家银行不良资产率排名显示，不良率较高的前十家城商行中，山东就占了6家。其中枣庄银行排名第二，烟台银行、莱阳银行、济宁银行分别排名三、四、五位，日照银行和临商银行分列第八位、第十位。排名最靠前的枣庄银行不良率达到3.67%，排名前五的其他几家银行不良率也超过2.6%，远高于国内通常认为的不良率2%的警戒线。

　　大型企业债务危机引发关注

　　山东快速增加的不良贷款余额让人不可避免地联想到今年春天当地集中爆发的债务风险。当地大型企业动辄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债务风险集中爆发，也让银行专业而冰冷的不良贷款数据幻化成可见的金融风险为外界关注。

　　3月初，山东最大的民营企业魏桥集团旗下上市公司遭做空机构狙击，后虽因种种原因没造成实质性的债务违约，但其紧急向行业协会求援文件中提到的2000多亿银行贷款则暴露了这家巨无霸企业集团的债务压力。

　　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滨州另一家电解铝龙头企业齐星集团被爆出资金链断裂，身负上百亿债务并已全面停产。其中除了在36家金融机构总计约71.57亿元信贷敞口外，还有40亿左右的民间借款。

　　与此同时，近邻东营市有色金属龙头企业山东天信集团因转型失败倒下，天信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中已有7家进入破产重组程序，其中债务最高的山东天圆铜业负债104.52亿元，负债率高达180.77%。

　　此外，2014年以来山东省内已有多家大型企业破产案例，涉及到的大量债务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近年来当地银行业不良贷款增加的重要因素。其中，2014年宣告破产重组的邹平长星集团涉及债务近60亿；2015年破产的东营昊龙集团涉及银行负债20多亿； 2016年破产重组的日照昌华集团负债114亿。

　　一家家大型重工业企业接连出险，成百上千亿的大规模债务牵涉其中，曾经让山东引以为傲的“大象经济”以同样大规模的债务数额和风向成为当地必须要面对的大难题。

　　分析其背后债务风险的成因及山东为数众多的大型企业成长之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博导唐涯认为，目前山东省内诸多大型企业的风险恐怕和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长期依靠政府注射“激素”息息相关。

　　“大象经济”背后的政府力量

　　仔细分析2017年开始爆发山东的企业债务危机，会发现滨州、东营两市是重灾区。唐涯研究发现，这与2009-2012年间当地政府对于高能耗重工产业的倾斜和扶持政策以及2009年后当地政府主导推行的“黄蓝战略”以及该战略下的区域性金融政策倾斜息息相关。

　　魏桥集团“自备电厂、自建电网、余电直销、孤网运行”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算是政府支持下快速生长的典型代表。事实上由于国家电网上网电价高，山东企业自建电厂的现象非常普遍。2012年，山东自建电厂的企业已达170 多家。政府支持下的低成本用电在信贷宽松的背景下也快速“催胖”了山东的高能耗产业。

　　与此同时，山东省政府主导推行的“黄蓝战略”又给滨州和东营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打了一剂强心针。2009年、2010年滨州市短期贷款增速分别为32.39%和22.84%位列全省第三，2011年更是以42.11%的增速勇夺第一；这4年间，东营市短期贷款增速也保持在全省前四的位置。资金及政策扶持之下，当地企业快速成长，跻身百强，然而昔日的繁荣为如今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唐涯及其研究团队在针对山东债务问题的分析报告中就指出，山东巨象的成长每一步都踩在了政府厚实的肩膀之上。然而，在企业债务负担和银行不良贷款持续增加的背景下，背后那个厚实的肩膀还能撑多久，无疑是政、银、企三方都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